湯薌銘
南京臨時政府海軍部次長
湯薌銘，字鑄新，１８８５年生，湖北浠水南涼人，湯化龍胞弟。１９０３年中舉人，后肄業(yè)于武昌文普通學堂。１９０４年選送西歐留學，先后赴法國、英國習海軍。在巴黎時，適孫中山在留學生中發(fā)展革命組織。湯和一些鄂籍學生填愿書宣誓加盟，旋又盜取愿書自首。１９０９年回國，任職于長江艦隊鏡清、南琛兩艦。１９１０年２月，調充海軍巡洋、長江兩艦隊統(tǒng)制薩鎮(zhèn)冰參謀。
１９１１年武昌起義爆發(fā)，薩鎮(zhèn)冰奉命率艦隊開漢口協助清軍作戰(zhàn)，湯隨往。薩見清廷大勢已去，乃令艦隊下駛九江，只身去滬。海軍士官乃決定起義，推湯為臨時海軍司令。武昌軍政府聞訊，即派徐明達、李作棟兩人持黎元洪信及慰問金數千元前往勞軍，并請將艦隊開赴武漢助戰(zhàn)。于是艦隊復駛至武昌青山附近，炮轟江岸二道橋、三道橋阻斷清軍后路。旋又應黎元洪之請率海容、海琛兩艦開到漢江口外，阻擊強渡漢水清軍。漢陽失守后，艦隊游弋于漢陽至劉家廟一帶江面，遏制清軍渡江。后以江水日淺，受損艦只亦亟待修理，經黎元洪同意，湯率艦隊開赴上海。
南京臨時政府成立，任海軍部次長，并為海軍北伐總司令，率海容、海琛艦北上煙臺，幫助革命軍光復登州等地。和議告成，政府北遷，湯由煙臺入京覲見袁世凱，極表忠忱，袁亦恩禮有加。１９１２年授海軍中將。１９１３年７月，率海軍鎮(zhèn)壓“二次革命”。１９１４年晉靖武將軍，湖南軍務督理兼巡按使。至湘后，統(tǒng)治殘暴，兩年間殺人以萬計，人稱“湯屠戶”。袁氏帝制自為，湯在湖南設立專門機構為袁制造輿論，大得袁氏歡心。１９１５年１２月，封為一等侯。后護國興軍，西南獨立，乃兄湯化龍亦投入反袁行列，勸湯薌銘反戈，初尚不予理會，繼見袁大勢已去，乃于１９１６年５月２９日，通電反袁，宣布獨立。其電文中有云：“薌銘雖有知遇之私情，不能忘國家之大義。但使有另途之悔悟，決不為萁豆之相煎。如必舉全國而犧牲，唯有以干戈相見。情義兩迫，嚴陣上言。”袁本視湯為心腹，得電大憤，旋即病死。黎元洪繼任總統(tǒng)，對湯不無鄉(xiāng)情，末將其列入“帝制案”中。
以后湯寄居北京，以研究佛經自遣。１９２２年６月，黎元洪二次出任總統(tǒng)，特任湯薌銘為湖北省長。湯偕秘書先到保定見曹錕，再到洛陽見吳佩孚。時，吳欲以湖北督軍蕭耀南兼省長，湯入吳客室，吳指著桌上擺滿的鄂人反湯文電和請愿書說：“輿論如此怎么辦呢？”湯默然北返，經過一番疏解，再去湖北，事先組織“迎湯團”，但不敵以蕭耀南為背景的“拒湯團”，仍然無法接任。至于商場督辦，亦無從領得經費，無法辦公。第二次奉直之戰(zhàn)，直方曾任命湯為會辦軍事執(zhí)法司，直系失敗后去職。１９３０年閻錫山、汪精衛(wèi)等在北平召開擴大會議反蔣，另組政府，曾委湯為湖北安撫使，但未履任。
湯薌銘南京臨時政府海軍部次長
日寇入侵后，拼湊北平偽組織，湯一度充當維持會長?？箲?zhàn)勝利后，入民社黨為常委，得黨魁張君勱庇護，未受處分，后參與“制憲”活動。
新中國成立后，湯在北京曾兩次被捕，皆獲釋。其晚年曾擬定漢、藏、梵、法、德大佛學詞典編輯計劃，欲事編譯，未成。１９７５年初病逝。
安健
孫中山任命的中華革命軍貴州司令長官
安健，字舜卿，又稱舜欽，彝族，１８７７年８月２２日生，貴州省郎岱縣巖腳區(qū)上官寨人。
１９０５年５月，為了尋求救國救民之道，安健同大部分革命青年一樣離開貴陽，到上海乘船東渡日本。同年加入同盟會，在當時入盟的西南會員中，僅安健一人是少數民族。
加入同盟會后，安健更加積極地投身到革命活動中，他一面經常以通信方式向留在貴州的革命者們“灌輸革命思想”，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啟迪人們，并根據貴州當時社會政治條件較其他省更為落后、封建性更強的特點，提出貴州革命者應“標榜平民主義與貴族主義相對抗，屹立貴州革命之基礎”。
他積極參加孫中山組織的多次旨在推翻清廷統(tǒng)治的武裝起義。１９０７年４月，廣西欽州、廉州“三那”（即那黎、那彭、那思）地區(qū)爆發(fā)了劉思裕領導的大規(guī)模的抗捐運動，清政府派巡防營統(tǒng)領郭人漳和新軍標統(tǒng)趙聲（同盟會員）前往鎮(zhèn)壓。孫中山認為這是一個發(fā)動起義好機會，派人去郭、趙軍中活動，并委王和順為“中華國民軍南軍都督”，深入“三那”地區(qū)發(fā)動起義，安健受孫中山指派，參加了這次史稱“欽廉之役”的武裝起義活動后因傷轉移。
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９日，孫中山命黃明堂、王和順發(fā)動“河口起義”。此時安健傷已痊愈，又積極投身到河口起義中。他和其他革命黨人一百多人在黃明堂等率領下，前赴云南河口。后因起義軍彈盡糧絕不得已撤出河口，安健等六百余人退入越南。
安健雖身在他鄉(xiāng)，但對于貴州的反清斗爭和民主革命卻時刻放在心上。１９０７年，貴州民主革命組織“自治學社”成立，對他發(fā)出邀請，接帖后他十分高興，立刻回信表示“應邀加入”，并成為同盟會和貴州自治學社之間的聯系人。
因為安健家是西南地區(qū)頗有影響的少數民族土司，在當地擁有一定勢力，所以多次被同盟會派回滇、黔、桂諸省從事組織發(fā)動工作，在少數民族地區(qū)開展革命活動。１９０８年，安健回到家鄉(xiāng)貴州郎岱，建立自治學社郎岱分社，規(guī)定：“本社以驅逐韃虜、恢復中華、創(chuàng)立民國、平均地權”為宗旨，并對新軍進行策反活動。
安健不僅在戰(zhàn)場上出生入死地為革命拼搏，而且還以筆作刀，宣傳革命，當時日本、上海、廣州等地的進步報刊，時有他的文章，上海的報刊稱：“土人安健，文章震驚海內?！鼻逭畬ζ涫謵阑?，因此通緝捉拿安健，并派人焚燒了他在巖腳南龍橋的老家，威脅他的親屬，同時對他以金錢、官爵加以利誘，但這一切均未能動搖他“推翻帝制、建立各民族平等共和國”的信念。
由于安健和其他貴州革命者的努力，貴州革命勢力發(fā)展很快，自治學社在“庚辛之交，黨員驟增至十萬人”。由于安健及貴州革命者的努力，貴州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４日光復，推翻了清廷在貴州的統(tǒng)治。
安健孫中山任命的中華革命軍貴州司令長官
貴州光復后，孫中山派安健回國赴貴州指導工作。行抵上海，安健與貴州自治學社負責人鐘昌祚和劉榮勛會合后，繞道云南赴貴州。
其時，由于四川、湖北方面清軍的進逼，貴州應邀出兵援川、援鄂，自治學社引為實力的陸軍大部分被帶走，造成革命黨人力量的空虛。由于革命黨人在政治上的幼稚，使耆老會、憲政會力量得到保全并有擴展，其頭面人物還高踞于貴州革命政權的要害位置。他們乘貴州革命力量空虛之機，憲政會突然發(fā)動政變，殺死掌管貴州軍政大權的五路巡防總統(tǒng)、自治學社社員黃澤霖等人，樞密院長張百麟等被迫潛逃他鄉(xiāng)。
回到貴州后，安健等人才知黃澤霖已死，革命黨人已被打散，貴州已處于滇軍的白色恐怖之下。但革命黨人并未被嚇倒，安健等人回到老家郎岱后，安健、鐘昌祚和劉榮勛組織社會黨，準備與以劉顯世、戴戡為首的貴州舊勢力和唐繼堯滇軍作斗爭。后由于滇軍在貴陽大殺自治黨人，安健悲憤返回郎岱，轉昆明去上海。但他并沒有因此放棄斗爭，到上海后，還通過貴州通訊處刊印了安健告同胞書，揭露滇軍與憲政派禍黔的罪行。
“二次革命”失敗后，孫中山派安健到廣東去開導說服龍濟光，使其參加反袁行列。安健到廣東后，龍濟光對其款待備至，并以委任安健為道尹來進行引誘，安健不為所動。安健在勸說龍濟光反正無效的情況下，轉而做瓦解龍軍的工作。安健利用關系與各方面聯系，對龍濟光警衛(wèi)營的龍鳴階、孔陶安進行勸服工作，爭取到二人投靠孫中山。
由于安健家是彝族土司，孫中山還多次委派他到包括貴州威寧、水城在內的廣大彝族地區(qū)開展工作，發(fā)動這些地區(qū)的少數民族人民起來斗爭。
１９１４年９月１日，適應討袁工作的組織需要，孫中山發(fā)表宣言，通告海內外，宣布中華革命黨成立，所有國內外國民黨組織未解散者“一律改組成中華革命黨”。安健此時已移住日本東京，積極參與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的工作。
中華革命黨于１９１５年在東京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大會，與會者千余人，孫中山發(fā)表討袁檄文，痛斥袁世凱罪行，表示決心“爰率義旅。誓殄元兇，再奠新邦，期與吾國民更始”。會后大家推舉安健為貴州中華革命黨軍事行動負責人。孫中山同意這種推舉。任命安健為中華革命軍貴州司令長官，并給款五千元作為活動經費。
安健任職后，即和方策前往澳門進行布置，計劃先從廣東方面著手。到廣東后，安健與朱執(zhí)信等積極領導西南地區(qū)的反袁革命活動，并通過陳其美取得孫中山的指示。為了實現由粵復黔的目的，安健等在龍濟光軍隊中做了大量工作。同時滇、川、黔三省革命黨人為了更好地協調行動，安健等全集三省負責人訂立中華革命黨滇、川、黔三省之協約，達成九條協議，協約強調：“協約三省，一切行動，應服從本黨總理之命令?！?/p>
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５日，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，組織軍政府，孫中山被推舉為大元帥。安健于９月２９日被任命為軍政府的中將參議，成為孫中山處理西南，尤其是貴州方面問題的得力助手。
廣東軍政府為了擴大革命影響，組織西南少數民族參加護法斗爭，加強對少數民族地區(qū)的工作。孫中山在是年１１月２４日任命安健為川邊宣慰使。安健不避艱險，毅然前往，駐節(jié)于康定。在其任職期間，他不顧道路難行，氣候惡劣，以及路途盜賊出沒被劫的危險，跋涉千里，深入到金沙江畔，大小涼山的藏、彝少數民族聚居區(qū)，到他們的村寨中去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道理，發(fā)動他們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(yè)。１９２３年７月返回廣州，任大本營咨議。
１９２４年１月，國民黨“一大”召開，確立“聯俄、聯共、扶助農工”的三大政策，實現國共合作。同時，孫中山接受蘇聯顧問和中共的建議，創(chuàng)辦黃埔軍校，為建立一支革命軍隊，為北伐作準備。對孫中山的這一些重大方針和實施措施，安健無不竭誠擁護和積極參與工作，當時廖仲愷先生擔任廣東革命政府的財政部長，安健協助其工作，積極參與革命經費的籌措和經營，同時還參加了組織革命武裝力量的具體工作。
１９２５年年底，為了加強北伐的準備工作，中共廣東區(qū)委負責人陳延年、周恩來對國民軍中的滇、黔、桂部隊官兵的團結教育工作很重視，指定周逸群、李俠公等同志出面組織了“西南革命同志會”的群眾組織，在廣州大佛寺召開了成立大會。國民黨左、右派此時已涇渭分明，安健繼承孫中山的遺志，堅定地站在左派一邊，他參加了這次大會。國民黨右派力圖破壞這次大會，戴季陶指使鄧文儀、賀衷寒等采用下警告、混進會場開槍起哄等卑劣手段破壞會場，安健目睹這些丑行，十分憤慨。
為在黔軍中組織北伐力量，安健四處奔走。由于他的耐心勸說開導，黔軍彭漢章部接受廣州革命政府的領導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。為加強對新編部隊的領導，廣州革命政府任命安健擔任第九軍的黨代表。第九軍下轄賀龍、楊其昌兩個師，賀龍、楊其昌此時都是傾向革命的軍人，周逸群又是賀龍的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，所以第九軍戰(zhàn)斗力較強。安健堅持孫中山的聯共政策，同周逸群等共產．黨員合作很好，所以盡管第九軍在北伐軍基本隊伍中建制較晚，出師北伐后，很快打到長江沿岸，阻住了四川北洋軍及楊森部隊對北伐軍的側擊，保障了北伐軍的側翼安全。
１９２７年，蔣介石、汪精衛(wèi)相繼叛變革命，大革命失敗。此時因彭漢章被害，第九軍被唐生智瓦解。安健滯留于武漢時，同國民黨右派的背叛行為進行斗爭。安健于１９２７年底年悄然離開武漢，經廣州、香港、河內到達昆明。他到達云南的目的，因為云南省主席龍云亦是彝族，想借云南的力量，先奪貴州，然后聯合兩廣勢力，與蔣介石抗衡。但后來由于軍閥各懷異心，這一計劃未能實現。
安健到達昆明后，受聘擔任云南省政府駐粵代表。廣東省政府在中山大學“清黨”，抓了許多進步學生，安健以云南省駐粵代表的身份與其他人一起保釋了部分學生出獄。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１日，安健回到昆明，奔走于云、貴之間，參與倒周（西成）的活動。在這期間，蔣介石一再電請安健去南京“共商國是”，同時邀請安健出任交通部或外交部次長，但均為安健拒絕，蔣介石對此惱羞成怒，轉而用快郵代電對安健進行通緝。
安健一面與蔣介石等右派作斗爭，同時還積極撰寫文章，研究少數民族問題，先后寫了貴州民族概略、貴州土司狀況等發(fā)表于報刊。
后因病重，安健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２日死于昆明法國醫(yī)院，享年５１歲。他去世后，龍云隆重為其辦理了喪事，并資助其家人將靈柩運回貴州郎岱老家安葬。
由于云南國民黨省黨部和原同盟會者多者會員力爭，國民黨南京政府追贈安健為陸軍上將，予以一等撫恤，并將上宮鄉(xiāng)更名為舜卿鄉(xiāng)。
人民永遠懷念安健先生的功績。１９８５年，貴州省人民政府將安健先生墓列為“革命遺地及革命紀念建筑物”，并且進行修復。１９８６年，貴州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舉行了安健墓修復竣工典禮，省政府及中央民革代表參加了典禮。
許雪湫
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
許雪湫（一作雪秋），原名有若，１８７５年生，廣東潮州海陽縣（今潮安）人。其父為新加坡華僑富商。許雪湫年輕時，隨父住在新加坡。其父死后，獲得大量遺產，曾出錢向清朝政府捐過一個候補道的官銜。他懂武術，精技擊，丈把高的墻可以一躍而上，又任俠好客，揮金如土，和江湖會黨廣有聯系，因此被稱為“小孟嘗”。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期間，結識了到南洋鼓吹革命的福州人黃乃裳，非常傾倒，立志“逐滿興華”。１９０４年秋，邀黃乃裳、陳宏生等歸國。１０月２７日，與黃、陳及吳金銘、李杏坡等在宏安鄉(xiāng)故宅集會，立壇歃血，相約召集同志，籌餉舉事。經過幾個月的經營，結識潮州府屬各縣三合會頭目余丑、余通、陳涌波等數十人。１９０５年２月１５日晚議定，以許雪湫為革命軍司令，陳宏生為閩粵度支部長，吳金銘為參謀長，同時議定了聯絡學界、會黨和各省同志的人選，并議派陳宏生赴福州，聯絡黃乃裳，發(fā)動閩省響應。當時，潮汕鐵路正在建筑中，許雪湫以承辦鐵路工程為名，派余丑、余通、陳涌波為工頭，召集會黨七百名為工人；又由吳金銘以紳土名義呈請清朝政府地方當局，在海陽上七都祠召募團練四百名，均以會黨充任，約定４月１９日同時舉事。但因李杏坡用人不慎，走漏消息，李被捕犧牲。不久，又有人告發(fā)許雪湫為革命黨首領，清吏派員密查。在這一危急情況下，許雪湫身懷手槍，單身到潮州衙門，侃侃自辯。清吏和許是舊識，又因他是地方大紳，沒有深究。
初次舉事失敗后，許雪湫重赴南洋，準備籌款再舉。１９０６年，孫中山自日本至新加坡。通過張永福介紹，許和孫中山相識，加入同盟會，被委任為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，主持嶺東一帶軍務。不久，許即回到國內，散發(fā)以鷹球為圖案的票布，招攬會黨。同年冬，偕余丑、余通、陳涌波等到香港，向馮自由表示，籌劃已漸次成熟，要求致電東京，請孫中山派人回國相助。孫中山接電，派出了喬義生、方漢成、方瑞麟、李思唐、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長知、池亨吉等到港，就近協助。其后，許雪湫即在宏安鄉(xiāng)自宅召集會議，定期１９０７年２月１９日（正月初七日）分頭大舉。一路由薛金福偕喬義生、李思唐等往饒平縣浮山墟布置，進攻潮州；一路由方漢成、方次石等往黃岡發(fā)動，擬攻汕頭；許雪湫則偕方瑞麟、謝良牧等三百人埋伏于潮州城邊；另有六十人預伏城內，以為內應。屆期，饒平一路因將“四時齊兵”誤聽為“十時”，未能集合；許在潮州東門外一直等到天亮，不見隊伍開到，只得命令各部分散待命。數日后，薛金福等被捕殺。許雪湫即委托陳宏生處理善后，自己趕赴香港，向馮自由等報告起事中變情形，馮自由電告孫中山后，孫中山復電稱，此后起義須與惠州及欽州、廉州義師同時并舉，以便牽制清軍，萬勿孟浪從事，致傷元氣。于是，許即留在香港等候消息。
５月初旬，余丑、陳涌波到港，報告有會黨二人為清吏捕去，當地同志極為憤激，要求立即舉事營救。許雪湫躍躍欲動，馮自由、胡漢民均勸其靜候孫中山命令，并命余、陳二人返黃岡制止。５月２２日，余丑、陳涌波等在黃岡提前發(fā)動起義，占領全鎮(zhèn)。２４日，許在香港得到確訊，即于次日率同志十余人趕赴汕頭，與喬義生、萱野長知等研究，計劃發(fā)動豐順、揭陽、惠陽等縣會黨響應。２７日，黃岡起義軍失敗。許等于極端懊喪之余，計議炸毀清水師提督李準的運兵輪船，因戒備嚴密，未能下手。返回香港后，許一面設立機關，召集同志，一面派人潛返內地，準備再次起義。
許雪湫中華國民軍東軍都督
為了了解黃岡起義的有關情況，孫中山電召許雪湫到河內報告。在見到孫中山的時候，許表示，土炮不敵洋槍，因此失敗。如能從外國購買新式軍械，運至惠州汕尾洋面，他可以預雇大船數十艘在彼接應，隨即可在海陸豐沿岸大舉發(fā)難。孫中山贊同許雪湫的主張，即派萱野長知回日本購械。１０月８日，同盟會香港機關部得到萱野的電報：船械五日可到。許遂于９日趕赴汕尾。但在登輪時，發(fā)現有清碣石鎮(zhèn)總兵吳祥達的偵探在船，許登岸折回，因此，延誤了一日。１０月１３日，萱野的運械船幸運丸駛抵汕尾洋面，未見接應船只。等待多時，許才乘一小船前來探問。萱野責備許籌備不善，許答應數小時后大船必來，匆匆離去。由于準備起義，汕尾附近聚集了大量會黨，早已風聲四播，又由于日輪停泊時，沿岸觀者無數，這樣，就使得清兵加強了戒備。吳祥達派所屬兵輪駛近日輪偵查。幸運丸原是三井洋行包租的運煤船，船主遂不聽萱野將船暫移別處的建議，徑自將船開往香港。不久，粵督又照會香港政府，要求扣留該輪。日本領事得訊后，命該輪啟碇返日。
此次事敗，許雪湫受到各方責備。胡漢民曾將當時布置計劃詳情寫了一份萬余言的報告書，指責許“妄言無實，不負責任”。從此，胡漢民對許的印象就一直很壞。雪湫初住香港，后來流亡南洋。因家產被清政府抄沒，靠賣藥為生。當時，孫中山的武裝起義重點已轉向廣東西部的欽廉地區(qū)和廣西、云南等地，無力協助許雪湫再舉。黃岡起義失敗后，有二三百人隨許逃亡，同盟會在安排這些人的生活出路上也發(fā)生困難。這一切，使得許逐漸對孫中山和同盟會產生失望情緒。１９０８年秋，陶成章到南洋，因在籌款中得不到孫中山的充分支持，加上前此已經存在的思想、策略等方面的分歧，便在南洋另立光復會，與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同盟會南洋支部分庭抗禮。許同情陶成章，參加了光復會，并帶進了一批潮州、嘉應人，光復會的勢力因之一振。
１９１１年武昌起義后，許雪湫偕陳宏生、陳涌波等回到潮州，招兵數百人，組織南路進行軍，收復饒平、海陽、惠來諸縣。當時，廣東各地類似的民軍很多，他們大都各樹一幟，派捐派餉，不相統(tǒng)屬。僅潮汕地區(qū)就有十三個司令，許雪湫是其中之一。１９１２年年初，駐守惠州的嶺東鎮(zhèn)守府司令林激真覬覦富饒的汕頭地區(qū)，以“就餉”為名，企圖率兵入汕，受到汕頭商會會長賴禮園等人的反對。３月，林軍攻占汕頭，縱兵搶掠。許雪湫支持林激真，曾帶兵抄搶賴禮園家，勒索兵餉。事后，賴向廣東省方提出控告。同時，士紳巨賈等亦以地方秩序日益混亂為名，向各方奔走呼吁。４月，廣東都督陳炯明派清降將吳祥達率兵進駐汕頭。５月初，新任廣東都督胡漢民下令遣散廣東各地民軍。同月，吳祥達于深夜包圍許雪湫設在汕頭道署的司令部，將許部繳械，并逮捕許雪湫。１２日，奉廣東警衛(wèi)軍總司令陳炯明令，將許雪湫槍殺。
